2025-06-25 新闻动态 132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出现过四个“三人团”。“三人团”体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军事领导体制，虽然它的一些错误决策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害，但是它组织实施的红军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战略的伟大转移，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历史意义重大。
最早的“三人团”成立于1931年。为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王明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赴苏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人称中央代表“三人团”。中央代表“三人团”给中央苏区反“围剿”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和困难。后来经过斗争的实践，“三人团”的成员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长征开始前及途中有三个“三人团”。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叫做“担架上的‘阴谋’”。这件事要从长征开始时的两个“三人团”说起：一个是长征前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三人团”，掌握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另一个“三人团”是指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在长征初期，由于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最高“三人团”中的李德掩过饰非，推诿他人；博古则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担起指挥红军作战的重担。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见的很好机会。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明辨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由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形成的“三人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张闻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样评价：“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为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之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这个新“三人团”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统帅部。它的成立，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沙窝召开，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会议决定统一领导的权力应当集中于常委会，由毛泽东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沙窝换帅”后，毛泽东成了全军的统帅，“三人团”体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央代表“三人团”：曾错误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掀起武装斗争的风暴，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到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加上地方武装发展到约10万人。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成为中央代理总书记。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主张在全国范围实行“进攻路线”，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为了推行“进攻路线”，他们突击提拔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到各根据地去，“最高限度地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利用组织手段全面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10多块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地位最重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块革命根据地，派出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中央代表，史称中央代表“三人团”。当时任弼时27岁，是赴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他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对农村工作尤其是军事斗争没有实际经验。王稼祥25岁，顾作霖则年仅23岁。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进攻路线”。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受到了抵制，最大的阻力来自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在革命处于低潮情况下，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探索形成自己的军事路线，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领导根据地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在领导苏区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也取得很大成绩，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三人团”到达苏区以后，集中火力对毛泽东实施“进攻路线”。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向毛泽东以及和他意见一致的领导人发起全面进攻。主要在三个重要问题上展开争论：一是思想路线问题。批判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狭隘的经验论”和“党内的事务主义”；二是富农政策。毛泽东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主张消灭剥削阶级，但对地主、富农要给出路，在土地革命中实行“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把地主、富农赶尽杀绝，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三是军事路线问题。批判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指责其在军事上犯了“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
为了消除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影响，中央代表“三人团”决定调整军事领导体制，以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会议指责红军“各级党的委员会”“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提出“打破党的包办主义”，决定取消党的各级委员会，规定“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均被取消，而后面这两个职位正是由毛泽东担任的。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任命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大多被解除，只能以政府主席的名义，参加由自己一手创建的红一方面军的行动。
1931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抵达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期间，非常欣赏毛泽东的军事才能，积极支持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多次争取下，1932年8月，苏区中央局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毛泽东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引起中共临时中央的更大不满。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后方领导人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前方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他们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是“纯粹防御路线”。他们还提出把毛泽东调到后方专门负责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指挥作战。前方领导人一致反对，建议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周恩来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两种方案让大家讨论：“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领导人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会后，毛泽东被调到后方，专门负责政府工作。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中央代表“三人团”给中央苏区反“围剿”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和困难。后来经过斗争的实践，“三人团”的成员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王稼祥和毛泽东接触后，逐渐理解了他。在宁都会议上，王稼祥就开始勇敢地为毛泽东辩护。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任弼时后来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他坚决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与统一。顾作霖目睹了“左”倾错误领导给红军造成的灾难，他痛心疾首地说：“同志们，是该面对现实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闭着眼睛瞎指挥了，该清醒清醒了！”“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回毛泽东的路线！我们真的需要他！”
最高“三人团”：实施长征战略转移
1931年，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转移到安全地区。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江西瑞金。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担任总负责人，在上海坚持领导革命。1933年初，博古和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来到红色首府——瑞金。
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战争问题。早在1931年11月25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担负着领导全国红军的任务，但实际上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而对全国红军统一领导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为了更好地贯彻所谓的“进攻路线”，集中所有力量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博古着手调整领导体制，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领导权集中于中共中央。
博古首先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由他担任总负责人。1933年5月12日，又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后方的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朱德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周恩来任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这年秋，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秘密来到瑞金。李德是应博古的要求，得到共产国际同意来苏区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博古主持军事工作。博古任命李德担任军事顾问，把军事领导权完全交给了李德。12月20日，临时中央又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革军委实际上由李德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
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受挫。1934年4月，苏区北大门的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部队构筑碉堡，诱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向博古、李德再三进言，广昌不能守，否则红三军团将会全军覆灭。博古、李德听不进去，高喊“御敌于国门之外”“誓与敌人决一死战”。同敌人激战18天，红军伤亡5500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占红三军团兵力的三分之一之多。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中央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
6月，根据博古的提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全权负责战略转移工作。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博古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代表中央领导军事工作。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各地所有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所以被称为最高“三人团”。从彼时至遵义会议之前，最高“三人团”集中行使了对全国各地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与指挥权。
最高“三人团”成立后，与各地红军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战略转移做出统一安排，加强了各地红军的战略配合。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博古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等，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向皖南进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支援和发展皖南的革命局面。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文件，印制了“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
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部署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下达训令，由任弼时任中央代表，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委，率部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创建新的苏区。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进行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3军胜利会师。红3军经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参与西征的萧克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红25军战略转移的重要决策。1934年6月，博古等派程子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红25军参谋长，组织部队进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鄂豫皖苏区红25军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县麻埠。1932年秋，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奉命留守的红25军一部编成新的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28军并入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全军共3000余人。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省委立即率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军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军参谋长。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25军主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红军1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约3000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程子华任军团政委。这两支红军的胜利会师，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长征开始后，最高“三人团”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并决定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等重大行动。由于最高“三人团”的错误指挥，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数万人，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来人。血的教训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最高“三人团”产生不满。最高“三人团”中的李德却掩过饰非，推诿他人；博古则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担起指挥红军作战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由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中央队“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贡献
长征开始后，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都编在第一野战纵队。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见的很好机会。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明辨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和王稼祥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为挽救危局，从过老山界到遵义会议前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等军事指挥错误造成的；撤离苏区的突围又演变成逃跑主义，消极避战；在敌人已经张网以待时，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会合的原定计划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应改变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李德、博古仍然坚持执行原计划，主张向湘西进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的赞同。最高“三人团”的决策第一次被否定。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以会议的形式郑重否定最高“三人团”制定的原计划，提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议最后作出红军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
由于博古、李德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他们对黎平争论的失败耿耿于怀，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仍在时时找着机会转向湘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深刻认识到，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军委集体领导体制就很难确立，党和红军随时都可能陷于灭顶之灾。他们心急如焚。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说：“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张闻天说：“我考虑再三，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即表示赞同，说：“只有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才能挽救红军危局！”这一谈话史称“橘林密谈”。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和张闻天的共同想法告诉了彭德怀。这个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随后，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回头继续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队“三人团”继续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开始后，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随后，张闻天首先站起来作了“反报告”，按照他们三人已经拟好的提纲，旗帜鲜明而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指挥。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揭示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尖锐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进一步阐明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尔后的军事行动方向；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朱德也强烈谴责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领导。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得到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赞同。陈云后来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里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根据遵义会议决定和会后的重新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取消中央最高“三人团”，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最后决策的负责者。这就意味着正式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和博古的党内负总责的职务。显而易见，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队“三人团”是功不可没的。
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20日分别从太平渡和二郎滩再渡赤水河，回师黔北。2月下旬，抢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击溃黔军8个团，消灭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俘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的胜利。
新“三人团”：挽狂澜于既倒
遵义会议后，为发扬民主，红军每次遇到重大问题都集体讨论，非常不利于军事指挥与作战。特别是在1935年3月10日，开会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唯毛泽东一人不主张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3月5日被任命）的职务力争”，但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被表决否定，还失去了刚被任命不到一星期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当晚，毛泽东仍然对此战后果十分担忧，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经过细致的分析，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召集政治局的同志开会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后得知，黔军1个旅，滇军3个旅，另外川军和国民党的部队正在往打鼓新场集结，这样避免了一场硬仗，也赢得机动作战的主动权。
由于战事频繁，必须临机决断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或“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与指挥军事。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这表明，新“三人团”这一领导体制是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所需要的。
新“三人团”根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有回头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机敏地同敌人周旋。毛泽东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中往来穿插，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川南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施机动作战战略的经验，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反对机动作战战略的错误，从而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和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思想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后，毛泽东又连续下了几手具有战略意义的绝棋。如果说四渡赤水使得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并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话，那么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则是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且又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许多奇迹的神来之笔。此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于6月18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且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最大困难，继续北上。
1935年8月19日，张闻天在沙窝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常委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捎信给会议，建议由毛泽东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统一领导的权力应当集中于常委会，由毛泽东全权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指挥军队。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也不存在，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沙窝换帅”后，毛泽东成了全军的统帅，“三人团”体制完成了历史使命。
